文怎么拼音怎么写

商人“武”，周人“文”，这大概是我们对商周两个朝代的最初印象，但对于两者的区别，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看电视剧(比如《孔子》、《孔子春秋》等。)是一种方式，但作为观众，我们可能不会把“武侠”和“人祭”联系在一起。似乎由装备和流血构成的战斗场景就是《武侠》的全部内容。只有进入更多的历史，才能体会到殷周之变在文明层面的意义。历史学家有历史方法。他们梳理史料，想象。李硕的《商》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人祭”制度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灭的，而是有一个终结者来扭转中华文明的干坤。周茂商，中国新生。他的结论在商代有充分的论述，他的猜想在更早的《孔子大史》中也有提及。

除了《商朝》和《孔子大历史》，李硕在过去几年里还出版了许多历史著作，如《内战三百年》和《从沙漠绿洲到玉谷》。从内容的广度和出版的密度来看，他无疑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者。每一本新书的出版，几乎都会在阅读界和学术界引起一轮甚至几轮的热议。

陆续出版的新书见证了一位年轻历史学家的不凡之处。

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致力于中国早期社会、伦理、哲学研究，研究孔子、商周、春秋、战国。他欣赏孔子的人格，崇尚他的温和、平和、中庸、平衡，“不那么形而上”。他本人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学者。在这篇书评中，他阅读了李硕的作品，主要评论了他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也讲述了他的不同观点。

“人祭”并没有逐渐消失。

《孔子大史》，李硕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

在《孔子大历史》的扉页上有一段献词:“谨以此书致敬，重塑中国周”。在我看来，这是李硕的《商鞅》和《孔子大史》两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周闻的见证，而这个见证也是“中国就是中国”的见证。主要通过西周，他废除了商代大规模“人祭、人祭”的考古证据，向我们展示了影响其后三千年的周文明“文献”。

这一见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李硕在《孔子大史》附录《周朝灭商与中国新生活》一文中有一个“大胆假设”，勾勒出周朝灭商结束了商朝的人祭，开创了中国的新轮廓。但在近十年后的《剑上》一书中，他通过“仔细考证”，详细而宏大地描述和追溯了这一过程及其意义。

《毛上》，李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页对开本，2022年10月。

“人祭”是指杀死活人进行祭祀，意在供奉给神灵的祖先，而“人祭”主要是指皇室和贵族死后，将活人带在身边。还有给有活人的建筑奠基等等。总之，这些受害者被当作“人祭”，就像牲畜一样。而且从商代的祭祀坑和墓葬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恐怖。有的先被杀死后切成两半，有的先在烹饪容器中烹饪，有的被肢解后随意抛掷，有的甚至被砍成半死，留在坑中挣扎，似乎是为了欣赏自己慢慢死亡的恐怖。这些死者中有许多是年轻人，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根据甲骨文的记载，人祭的规模一次达到3000人。目前根据考古证据，有一万多人。

李硕反对人祭逐渐消失的观点，认为人祭在商代戛然而止。周人灭商后，终于废除了这种残酷的制度，这尤其是的功劳。周人开始建立新文化，强调以“德”为中心的统治，其政治道德文化的第一要义是“止杀”。“停止杀戮”首先是禁止这种残忍杀害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的暴行。相比之下，在周之后的废墟中，就没有这种杀人不眨眼的祭祀坑了。周朝皇室和贵族的墓葬中没有人祭，甚至商朝人祭的文字记载也没有了。这血淋淋的一页似乎被撕掉了，但这骇人的一幕却是从甲骨文和考古发现中逐渐被发现的。“止杀”还包括防止战争，而周朝建立在德治礼法基础上的封建制度，维持了西周几百年的大体和平，这一点更为重要。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著有《论殷周制度》。

学者王国维早就提出殷周之变是大变的观点。他认为《周》不仅起源于西方古代历史，而且在制度和文化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周人的制度和商人的制度很不一样。一方面是立子立职制度，宗法、丧制由此而生，还有封建子弟制度，王侯制度；二、庙号制度；第三，未婚同姓制度。这些数字都是周称雄天下的原因。其目的是接受道德，把帝、君、卿、医、士、庶人结合成一个道德集团。”他还试图提炼出这个体系背后的精神价值，即“尊”、“亲”、“德”。而从李硕的《简·尚》一书中，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在这种精神价值中，还有一个更高的优先，那就是“活着”或者说“人就是人”，就是尽可能地保护人的生命，不把人当东西，而把人当动物，而是把人当人看待、对待。

周闻的伟大见证

以前我们会简单笼统地说商人是“武”，周人是“文”，但我们一般不会想到商人的“武”会达到如此大规模“人祭”的残酷程度；是周闻彻底废除了“人祭”。王国维也主要通过传世的历史文献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李硕也给出了有力的考古材料证据，并且有着震撼人心的画面感。他让骨头说话，赋予骨头系统的联系和全面的意义，让我们深思。正如考古学家徐宏在他的书的序言中所说，以前也有专家麻木地做过“研究”，但没那么令人震惊。也许是因为这种现象在当时还没有与文明和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们常说文明是为了告别野蛮，但为什么在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还有这种甚至超越原始人的野蛮和残暴？

李硕谈到并认可子贡所说的话，人不可能倾向于肮脏，更不可能活得肮脏，活得肮脏。那么，所有的罪恶都可能归咎于他，就像商纣王一样。也许他的恶并没有后人说的那么巨大，但是他活的很脏，成了亡国之君。然后，他会承担所有的罪恶。这话有几分道理。同样的，所有的残忍大概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商人，所以他们认为商人是一个邪恶的种族，都是单方面为这些邪恶负责。

《献祭与成神:原始社会的秩序》，作者雷尼·基拉尔，周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2年5月。

在当时，这种人祭的习俗可能已经相当流行了(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也确实流行)，不仅在商贾之间，而且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这些人祭大部分是通过基于暴力的战争和掠夺获得的，但也有欺诈，欺诈也是基于暴力。如果受害方部分获胜，他们可能还会进行这样的人祭，即使失败，遭受这样的命运，他们也会有某种听天由命。被打败就是被打败，关键不是赢。如果他们被击败，他们可能会对对方的囚犯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种命运，甚至这样的人祭习俗最早就存在于他们之中，商人觉得只有这样做——使用更强大的暴力，更大规模、更残酷地这样做，才能最有效地威慑和统治这些部落。这在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碰撞的地方也可以看到。

电影《孔子》(2010)的剧照。

然而，这绝不是为残忍的邪恶辩护。邪恶就是邪恶，残忍就是残忍，杀害妇女儿童更是不可容忍。我这么说可能是因为我们要讨厌他的行为但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家庭。这不是平均分担责任，也不是认为除了接受这种野蛮的人祭作为自然法则之外别无选择。而且，无论如何，暴行的责任应该归于更强大的一方，也就是商朝，因为他们更有能力改变这种习俗。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谈谈政治权力的巨大作用。周人设商后，获得了政治统治的权力，可以使人民的牺牲戛然而止。由此可见精神价值的重要性和政治权力的关键。我甚至认为，对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来说，废除人祭并不难，但他们必须发誓才能做到。人祭仪式不容易秘密举行，容易跟踪，禁止也不难，但关键是先要有心，有慈悲，有坚定的决心:这样的事一定要禁止。而政治权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个政权是扩大残忍还是遏制残忍，是煽动仇恨还是削弱仇恨，对一个社会至关重要。权力越集中，当权者的责任就越大。无论统治者将这种权力作为禁止或倡导恶行的手段，都会在历史上留下遗产。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周人及其小说的伟大，看到了西周“三圣”作为企业家和领袖的伟大。他们不仅禁止残酷的人祭，而且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野蛮风气；他们不仅推翻了一个专制政权，而且创造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新的中华文明。然后是悲惨的战国时代，那是“周闻”制度和习俗的毁灭。

李硕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商代早期的人祭、人祭现象其实并不多，但到了中后期逐渐增多，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规模。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明的发展是否一定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可能确实经历了一个曾经野蛮，后来逐渐摆脱的阶段。但如此大规模的人祭有其特殊性，很难说是必经阶段。对我们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人类的现代或未来文明是否会再次重现野蛮？

《文明的两端》，何怀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页对开本，2022年6月。

孔子的意义

再来说说孔子。我们要感谢作者对孔子的历史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认真研究，特别是在孔子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联系方面，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包括过去熟悉的东西和新东西的发现。关于孔子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著作数不胜数，但李硕仍有所创新。

尽管孔子是一个商人的后代，他却是周闻的终生崇拜者。他深受周闻的影响和熏陶，继承和发扬了周闻，成为轴心时代奠定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基础的伟人。他的伟大也是周闻的伟大，他从正面为周闻提供了一个伟大的人格见证。

从孔子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殷周时期废除“人祭”的一些痕迹。经过几百年周闻的揭露，不仅“人祭”消失了，而且反对“人祭”的社会风气似乎也变得相当坚定了。而孔子说:“始作俑者，没有未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那就是不仅人不能葬，就连“俑”也不能作为陪葬品。孟子说；“不孝有三种，最后一种最大”。儒家和重视世系传承的中国人，传统上都把“无皇后”视为“大不孝”，所以孔子的上述一句话可以看作是严厉的谴责。

近代以来，关于孔子有一个争议:孔子伟大吗？或者有多伟大？这种伟大达到“圣人”的程度了吗？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与李硕有一些分歧。差异主要集中在孔子对某件事的动机或解释上，所以评价上有差异。但我将首先主要评论李硕提到的史料，然后做一些补充，并表达我的总体看法。

电影《孔子》(2010)的剧照。

李硕正确地指出了孔子整理六经的意义。他说，“如果没有他的工作，今天的中国人对古代的了解将会非常贫乏。”“他编撰六经，使这些文献能完整准确地传于后世，可谓功德无量。”他认为，这也是后世的人和学者，包括不得不用儒家的统治者，都无法绕开儒家的重要原因。李硕还抓住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即他的“仁”和“恕”的理论。他认为孔子提倡“仁”，具体表现在政治和阶级关系上，呼吁贵族和当权者不要过分剥削，更不要漠视人命。战国以后，贵族阶级消失了，但皇权和专制国家机器更加强大，控制社会和积累财富的能力更强。因此,“仁政”的概念并没有过时，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孔子的“仁”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处理阶级关系，而是所有人相互处理关系的准则。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爱”和善待他人。具体操作方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他所有与人相处的原则都可以从这一条推导出来。在这方面，他曾经的北大同学韩伟在《孔子大史》的序言中也做了精确的总结:“但儒家毕竟不是法家，也就是说，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孔子及其弟子始终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首先，儒家第一次把‘民’作为政治目的。孔子说‘仁者爱人’，而‘仁’就是把人当人，这是周文桦的宝贵遗产。”

李硕认为孔子主要是“言不尽意”，他有意识地不搞新的理论和学说。孔子的思想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他把以前周社会已经形成的一些成熟的思想教给学生，用文字写下来，系统地保存下来。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在《诗经》中就有“他人有其心，故当思之”。但这种观点可能大大低估了孔子的创造力。的确，孔子无意建立一个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但用贴近生活的方式来概括礼、仁、忠、恕的学说，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李硕还指出:孔子不是职业官僚，他很少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想在政治上追求他理想化的“道”。如果他改变主意，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结局可能完全不同。确实如此。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孔子的理论不是很有原创性，成就也不明显，为什么他在后世有这么大的影响，甚至被尊为“圣人”呢？

电视剧《孔子》(1991)剧照。

他的回答是:这个主要看孔子自己的行动。他一生都在倡导这些众所周知的道理，这个角色非常难得。在孔子的时代，这些大道理大家都懂，但大多数人都知道难以实施。生活中起作用的是各种实用的小道理和潜规则。而孔子呢，表面上是真的在努力推行这种大家都信奉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重视。

李硕也注意到了孔子在政治实践中的平衡、妥协乃至妥协。他说孔子执政时“坠入三都”的态度有点“骑墙”。其实孔子是希望君臣双方都能退而求其次，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长期共存。也许孔子也预感到，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之后，会出现另一种失控的局面:专制。

但是孔子总是有原则和底线的。第一个原则是反对暴力。李硕指出，孔子一直反对把政治变成谋杀——即使他显然没有诉诸暴力就失败了。当然，孔子也反对任何僭越，所以他特别强调“礼”。李硕否认所谓“孔子杀邵正茂”是真实事件。他认为孔子不怕风险，有担当。所以孔子后来失去了官职，周游世界多年，但他的弟子们还是吃苦跟随他。不仅以前，后世也从未有过如此坚定团结的师生团队。

孔子是一个自然而真实的人。

我同意李硕的许多观点，但我试图对李硕在这里提出的事实和问题作一些补充和不同的解释。先看他是不是觉得孔子的一些行为太“迂腐”了。比如鲁兹为救主人不避危险，在战斗中整理冠带被刺死；孔子晚年病重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按照医生和大臣的礼仪，想方设法为他准备葬礼。他醒悟后，坚决反对。还有曾参生前发现他在用的垫子，他坚持要马上更换。这些行为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迂腐”，不这样做别人也能理解。然而，他们却这样做了，我们仍然可以欣赏这些行为背后的精神。然而，这也是事实:如果你能理解这背后的精神，你就会理解它。不能理解这种精神，就不理解，也不强求。

电视剧《孔子》(1991)剧照。

孔子强调“礼”和“礼”都是对人的约束和控制，而如果看三礼，这些礼仪似乎就是繁文缛节。尤其是葬礼上还有许多“孝”的规定，李硕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些规定有的琐碎甚至苛刻，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礼仪之明，知心之差”。但“礼”的整体精神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认识人性和人心，因为人类社会总是需要一些规则甚至他律的，否则可能会崩溃，我们也不能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合理独立自律。还有一些外在的规定，其实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变通。其实孔子也同意一些修改，只要他“权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实力。“礼”的某些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但“礼”的精神不会改变。

也可以关注一下孔子和孔子开放快乐的一面。《论语》从一开始就记录了读书自学的快乐，朋友来了的快乐，还有别人不知道的“无怨无悔”。还有孔子闻邵乐而不知三月肉味的快乐，70年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快乐，晚年弹易到“边巍三绝”的快乐，师生陈述自己志向和“我随点”的快乐。孔子的门并不都是严肃正式的，更谈不上阴沉。

电视剧《孔子春秋》剧照(2010)。

孔子能忍饥耐寒，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条件好了之后，他也会“吃得精细细致不腻。”但不一定要“精”，只要“不累”就好。还有，不要吃剩饭。如果鱼和蔬菜有味道或颜色不好，就不要吃。限量吃肉，无限量喝酒，但不要醉到“疯”为止。这些都是简单健康的道理。但孔子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他的忍耐力和冷静也是最强的。

孔子也是凡人。他也有他的弱点，有时候会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比如，他想接受一个意图可疑的政客的邀请，或者接受一个重要的职位，但他的弟子反对，他就发牢骚，拒绝去。他是一个自然而真实的人。当他听到别人说他像“丧家犬”时，他坦然承认:“当然，当然”。当鲁兹对他与南子的会面表示不满时，他如此草率，甚至发誓说:“如果我做了什么不当的事情，让上天恨我，恨我吧！”难道我们在这里感受不到他的无奈甚至自嘲吗？

明代孔子圣迹琴书图。

孔子不辱不惧。他经历过很多政治风险，甚至生命风险，每次都冷静如常。他尊重普通人和残疾人。盲人音乐家来参加宴会时，不断提醒他有台阶，有座位，旁边坐的是谁。当他出去看到参加葬礼的人时，不管他们是谁，陌生人还是熟人，孩子还是大人，他都站起来表达他的同情和悲伤。

所以，我觉得那些亲近孔子的人，越来越多不愿意离开他的弟子，最知道他是谁。孔子死后，百余人住在他墓旁守了三年，自贡又守了三年。子贡是一个善于办事做生意的弟子。有些人认为他比孔子更好。他回答说:“就像房子的墙一样，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墙外的房间里可以看到好东西。老师家的墙有几英尺高。如果你找不到大门进入，你就看不到他寺庙的美丽和房子的宏伟。”这不是对孔子的神化，而是子贡感情的自然流露，对事实的真诚表达。

电视剧《东周春秋》剧照(1996)。

而且，孔子出身寒门。他是遗腹子，随母亲在闫家庄长大，十五岁丧母。十几岁的他“能做出卑鄙的事情”，他对自己做的事情认真负责。他从卑微中成长，在平凡中彰显自己的伟大。“伟大而平凡”或者“平凡而伟大”是一个很容易说出口的词，但是用在孔子的人格上还是挺贴切的。他与其他一些好人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完整的意识。他不仅天性善良，朝气蓬勃，而且一生都在努力学习和工作。他还具有思考的才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理论和学派。我不同意没有一些幸运的偶然因素，他的思想就会迷失的观点。在他那个时代和几百年后，有多少人比他更有名、更有权势、更有钱？然而，他的思想穿越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活跃在我们身边。他奋斗了一辈子，到死都没有封地，没有官职，也没有多少钱——连自己儿子和喜欢的学生的葬礼都买不起一口外棺，因为这不是他的目标。即使我们接受世界上没有“完人”，也没有“圣人”，孔子也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我仍然认为孔子至少是最接近“圣人”的“那个人”。

孔子为“圣人”。图为唐代吴道子《孔子像》的一部分。

人为什么要崇拜圣人？这来自人性的两个方面。第一，来自于人的局限性。虽然我们内心的力量有强有弱，但基本上都是力量不足的人。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有着伟大心灵的人，为什么不佩服他呢？二是来源于人们向上的心和善良。我一直认为，在人性中，人的善良永远多于恶心，向上的心多于向下的心(不脏)，只要有这样的善良和向上的心，就会去寻找那些值得仰望的人。

而我觉得最值得仰望的人，不是那些成就了大事的人，而是那些拥有伟大心灵的人。孔子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思想和人格高度一致。这使他在死后和永生后，能够有效地唤起人们的善良和向上的心。好人很多，但是像孔子这样的好人还是极其少见的。尤其是当今世界，解构主义盛行:解构“神圣”，解构“圣人”，蔚然成风:鄙视不在少数，仰望更是少之又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应该尊重这样的人。

最后。

其实商朝已经有了相当的文明，完美的达到了城市、金属、文字这些外在的“文明”标准。但是商人还是做了很多野蛮的事情。今天，我们认为我们是文明人。我们早已脱离了动物界和原始人，甚至拥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是，我们会经常发现，我们身上还是有动物的因素，这并不全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有更多动物本性野蛮残忍的一面就不好了。人甚至比动物更野蛮、更残忍，那就是恶意，包括用华丽的理论包装的恶意，我们作为野蛮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技术已经大大扩展，远远超出古人的想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善良。正是这种善良，把我们引向那些胸怀大志的人，也就是太史公所说的“不能来，而向往之”的人。司马迁虽然不是儒生，但还是“回不去”了很久。

总之，中国在经历了殷商时期的第一次大变局之后，在春秋时期面临了第二次大变局(第三次大变局是在两千多年之后)，孔子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西周的王朝乃至礼制文化逐渐衰落，但因为有孔子等儒生，西周的文化精神并没有被切断，反而欣欣向荣。孔子在周闻的荣耀不是力量，而是精神和政治上的失败。但他的失败并不是真正的失败，甚至可以看作是思想家的胜利(当然不是速战速决)，他的志向本来就是思想家。如果他的思想和学派很快成为战国或秦朝占统治地位的“显学”，那就有问题了。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和致敬作者。

我第一次注意到李硕的作品，是在十多年前读他的《贵人之夜》，也就是《孔子大史》的前身的时候。我读的时候觉得很不一般。作者不仅有生动流畅的叙述和清晰的思想认识，还有渊博的学术知识，当然还有丰富的想象力。而学习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没有一些大概是缺乏想象力的。学术背景，文学风格，思想力量，想象力，一个学者同时具备这四个因素是不容易的，所以我相信李硕的主要作品不仅会流传，而且会被传承。

作者/何怀红

编辑/罗东

校对/刘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