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的拼音 阴阳怎么念

我们能领先西方吗？自从中国和西方加入边境以来，落后、颓废和冷酷等标签就被贴上了。在现代科学语境下，人们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长时间、多维度的反思，倾向于认为感性是中国的短板，是中国走向科学的障碍。因为“境界”和“感觉”这两个词只会导致一个不可知的、无知的未来，而不会导致一个理性的、科学的明天。

当人们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时，主流思想是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引进现代科学，摆脱文化的弊端。换句话说，那些不符合科学的文化特征，在现代科学的眼里应该被抹杀。

在这个互联网不断扩张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能找到新的可能性吗？

短短几十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科技创新不断展开。总体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是走在前面的，因为他们的创新文化，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有效的科学管理体系，高端人才的集中。在不断的追求中，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对于中国的新事物，会思考西方是否出现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个新事物很可能会被拒绝，因为它很可能是不合理的，没有生命的，甚至是虚假的。一位知名学者提出“中国流行一些新说法。如果国外没有对应的英文单词，你一定会怀疑。”这个观点已经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投资人考察项目，首先要问国外类似项目进展如何。

这种想法有其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文化可以遵循，真正有生命力的本土创新真的很少。很多人会对这本书提出的互联医疗产生类似的思考，这本书以中国文化为导向，以中医为基础。对比西方相应的医学进步，大多会得到否定的答案。那么这能证明这本书所论证的模型是没有前途的，或者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吗？

任何判断都应该小心地限制其使用范围。在非生命领域，要向西方学习，用现代科学模型解决问题。生命保全领域值得商榷，中国可能会显示出独特的优势。我们应该客观认识中西差异，正视中国的独特机遇。

理性的西方和感性的中华

西方是理性的，追求清晰的理解，严谨的逻辑，讨厌含糊不清，不求解答。这一特点在古希腊表现得很明显，从勒西普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毕达哥拉斯的数的思想、柏拉图的世界理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和博物学中都可以看出。

理性是冷静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也是一种强大的气质。它要求“说得清楚”，发展具有辨别能力的方法，得到明确的结论。但是，在古代，我们靠直觉探索，靠推测获得自信。自科学时代以来，人们通过发明工具来改变方法，建立科学规则，以达到目的。

理性代表着扎实的工作和毅力，天文望远镜的背后是人们多年的细心观察；显微镜出现后，人们会一丝不苟地数昆虫的成千上万块肌肉；孟德尔会坚持不懈地种植豌豆，观察其性状的变化；无数人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一种动物或一种植物或一块岩石，也就是尽力去找出其中的奥秘；西方诞生了大量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人写了37卷的博物学，其中扎实的事实论述就来自于西方人的这些品质。

而中国人，骨子里缺乏理性特征，充满了启蒙、诗意、境界、禅意等感性元素。有人认为，个人通过全心全意地了解知识，获得了如何生存的实践智慧，而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追求的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而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人口口声声说要“活得明白”，其实只是满足于思辨层面的“明白”，绝不能理解为认识世界的决心；中国人说“知之为知”，不一定是理解世界，而是基于内心的约束；中国人谈事，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有一些不存在的“事”，字面上和西方一样，但根本不是一回事；像龚宇移山、精卫填海这样的传说，不会在意客观真实性，只会给人一些主观感知。

西方严谨，观点尽可能有客观数据支持。中国根本没有西方那样的理性土壤。大量的成语和流行语清晰地体现了似是而非的特点和对模糊情况的把握能力。比如“中庸”和“允许居中”对判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没有人有客观证据来判断某种方法已经适当“居中”；诸如导势、天人、元气、阴阳等哲学思想，从来没有不证自明地寻求数值支持；中国人崇尚体用合一、知行合一、形神合一、道器合一，这是感性的生动体现；在中国人的认识中，阴阳、奇偶、刚柔紧密结合，存在、运动、屈伸齐头并进。这种在对立两极中求包容、求和谐、求统一的思想，是一种“两法和谐”，无法理性探究。

中国看到了连续性、永恒变化、不断更新、自发性、自主性、连续性和无限生命力的存在，其特征是不断变化、永恒运动和巨大流行。《道德经》说，“不看，不出名；听着不出名；打架不出名。这三者难辞其咎，故混为一。”反映了中国人的态度，他们认为那些终极感知很难分辨，与其说中国人研究它们，不如说中国人研究技术。《庄子·天下》有“一尺杵，每日取半，取之不尽”的描述。并不是古人要探索微观领域，这也是对全局的认识，要求人们超越有形以获得终极自由。相比之下，西方有一个“大力神柱”，标志着世界末日，有着明确的存在。

理性和感性的内涵

理性被认为是科学成功的关键。自中西交流以来，感性被轻视，退化为本能的感知，缺陷明显，优势被忽视。中国被认为缺乏科学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无视科学证据，蒙蔽双眼，以一事物为整体，攻击其余。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具体地说是从生命保全的角度，讨论了感性和理性。为避免理解错误，先约定相关内涵和范围。

在这个题目中，理性要准确理解对象，感性要与之相对，忽略准确性，以整体把握为基础。理性追求清晰可控的认识，尽可能客观怀疑、判断，并结合实践进行深入探索；而知觉则是寻求主观感知，希望基于推测去理解对象。

在医学上，理性强调深度的获得，会导致还原论医学，追求物质存在；感知寻求整体感知，支持整体医学，关注整个生命。

本书所指的感性思维，更恰当的叫法是整体思维，或中国式思维，对应的是分解思维或西方思维。人们通常将西方思维理解为理性思维或科学思维，如“(现代)科学是理性的”这一论断，所以习惯上使用感性思维。

很多人认为理性是大脑思维，感性是生理感知，或者说局限于感官，所以是盲目和冲动的。这是一种不当的理解，来自西方语境。当时西方人推崇精确思维，认为这是唯一的模式，所以把基于感官的初级反应称为感性。这种约定俗成通过日本传到中国，导致感性思维的误解。

从认知角度看，认知过程涉及思维主体和观察对象，可以以外界事物为依据，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理性思维；你也可以根据基于内在的主观感受来理解对象，这就是感性思维。理性和感性是必然的差异和基础的存在，不能互相替代，各有各的用处，不能简单评价优劣。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存在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单独研究的，另一种是需要和认识融合的，所以理性和感性在科学上都是必须的。工具能够胜任的领域是理性的领域；那些体现融合特征的领域需要感性发挥作用。

反对对理性的全方位赞美，认为理性是通向科学的必由之路，只能进行分解研究，掌握准确的知识。反对把理性等同于科学。科学的基础是论证，理性是理解。这是两个维度。理性只是科学的充分条件，可以通向科学，科学不一定需要理性。感性思维的结论，只要是实证的，就是科学的。

感性和理性是两种模式，人只能选择一种。因为大脑物质只能按照一种结构来组织，思维只会遵循一种模式。理性如果对细节有精准的认识，就会对整体漠不关心，而感性则相反，注重对大势的把握，会在细节上有所欠缺；理性追求逻辑和数学，对机器变化和广泛性的感知会不足，感性刚好相反。

拥有就是被拥有。如果你有某种能力，就会失去一些其他能力。这是人类的缺陷，你不应该不切实际地追求完美。

艺术创作往往是感性的，但却有可能把握生活的真谛，并将这种品质运用到科学探索中。在中国古代，老庄的观点非常深刻，是把握大势的感性思维，与墨家的理性思维有显著区别。

感知不代表思想混杂混乱，不代表目光短浅，行动力低，就像傻老公傻女人一样。这是一种世俗的偏见。如果这样看，坚持理性的人也会陷入机械、枯燥、琐碎、固执、盲从的森林。

理智的人会根据个案得出结论，这一点一直广受诟病。殊不知，理性的思想家也会走向另一个对立面，他们会盲目追求理论的绝对正确，根据细节或案例否定整体结论。

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叫做“布里丹的驴”，表述如下:一只完全理性的驴在两堆数量和质量相同的干草之间，会因为无法理性决定吃哪堆干草而饿死。

不应该空不分青红皂白、脱离场景地评价各种思维方式，而是要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研究石头，理性似乎没有太多缺点。在生命研究中，感性视觉是需要存在的。

声称中国是感性的，西方是理性的，这也是一种简化。中国也有理性思维，情感氛围比较浓郁，这是阴阳。在百家争鸣中，儒墨是主流，墨家是感性中的理性；后来的王充吉虚无缥缈，也是一种感性之上的理性；朱成的理学强调对事物的理解。这种外在的研究是为了内在，理性是为了感性。西方有许多感性的思想和综合的理解，如过程哲学、意志哲学、现象学和实用主义，但它们有限地偏离了理性，是理性背景下的感性，阳中有阴。

中西不同思维的由来

考古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石器的制作方式各不相同，比如把周围的碎片敲下来，留下中央的石核，这是非洲特有的；用敲过的石屑制作工具，这种方法在亚洲尤其普遍；欧洲是这两种方法的重叠区域。

这可能是种族从一开始就不同的最早证据。集中在中国的观测也发现了类似的特征:石片状工具远多于砾石或石芯工具；各种石器的加工往往是片面的；石器的种类一直是刮削型和尖削型，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或文化区域是以剁刀为主的。不管细节如何，确实有显著的差异。

正如互联网是我们心灵的映射，石器也是不同心理的映射。环境(包括石头)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产生相应的思维影响，所以体现在石器上。说明中西思维一开始就不一样。

考察原始人获取能量的方式:一种是植物型，双手采摘，相对静止，要求精准；另一种是追动物，不允许准确思考，需要大体把握，快速判断。有的人在陆地上操作，需要快速反应；有些人在水上活动，需要对目标有准确的感知。即使在陆地上，草原生存和林地生存也需要不同的技能和思维方式。有些环境需要预先定义的规则来处理它们，而另一些环境则需要人们将它们与现实相结合。

不管真相如何，意识形态的差异已经形成和发展了。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西方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在各自的方向上探索最大的可能性，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模糊性逐渐消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系统中的各种存在都会被用来强化现有的特性。

例如，汉字通过视听渠道强烈地影响着人们。中西文字来源于最初的细微差异。经过它的发展，它们强烈地强化了这种差异:拼音字母跳出了直观形象的束缚，为基于抽象概念的逻辑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可能，而汉字在感性世界里早就有了固定的思维。

在西方人看来，一切都是上帝的产物，但人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理人。西方人把一切都当成管理者的身份。区别对待，制定规则，发现规律，体现上帝的意图，是合理的。在中国这边，“道”和天人合一早已深入人心。人对问题的思考是内敛的，“道”等哲学观点与人是内在互动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

李约瑟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文化的区别:在中世纪的动物试验中，如果假定一只公鸡生了蛋，它会被严重处死或烧死，因为它违反了自然法则，这是上帝的法则。在中国，同一只公鸡会小心翼翼地消失。它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甚至是人的投影，会让相关人员尴尬，虽然它的陌生与世界的和谐是相悖的。

理性最终成为西方的主流，进而诞生了现代科学。一般认为，伽利略开创的实验科学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他反对经院哲学的神秘思辨，认为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把经验视为知识的唯一源泉，主张用实验-数学方法研究自然规律，奠定了近代科学的格局。后来牛顿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突然明白了，天空和月亮都可以用同一个规律来描述，一切都必须遵守那个规律。在那个历史时刻，欧洲人充满了自信，他们认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期待重现牛顿在各个领域的伟大创举。现在，在生命科学领域，复杂的实践背后，这种持续的冲动清晰可见。

现代科学来源于理性，发展迅速，强化了理性，深刻改变了西方文化。理性文化与现代科学是一致的、协调的。宗教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是理性把人们从对上帝等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中拖了出来。其他宗教，甚至是起源于基督教的伊斯兰教，都做不到这一点。穆斯林科学家在化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科学的种子仍然被强烈的信仰所扼杀。

简单总结一下:地理在前，宗教在中，科学在后，这有助于形成中西方的显著差异。除了地理因素，其他都是结果，不是原因，但各种存在都有助于强化相应的特征。

从儒墨之别看感性和理性

思考是两种模式，一种着眼于整体，一种着眼于细节。这种划分在中国古代非常明显。在儒道墨三家中，儒家的“我要与人为善”的情怀是整体层面，道家的“道”是对整体的关怀。墨家则注重细节，需要精准操作。

有一次墨子生病，他的弟子说，你是圣人，你敬天敬鬼。你怎么还在生病？你的观点错了吗？鬼神不清楚？墨子回答说，生病的原因有很多，就像有一百扇门一样。我敬天敬鬼却关上一扇门。我如何能防止小偷进来？在这个例子中，细分世界的企图非常明显。可以想象，如果主角是孔孟或者是老庄，他们的思维会完全不同，会以某种融合为理由。

墨家主张从物质的本质去探索世界，以客观规律来约束人，在推理中注重逻辑关系，表现出强烈的理性色彩。墨子提出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原则，即“言以过去为根据，理以长远为根据，行以类为根据”，并提出了衡量是非的“三表”:他主张任何理论都要以检验标准为根据，其中隐含着对世界的客观考察，与儒家仁义礼智信以制人的思想明显不同；孔子主张“正名”，用《周礼》固有的名称来纠正改变的内容，而墨子主张名称不是由名称决定的，而是由事实决定的，即物质的作用更重要；《论语》中的思维更倾向于内心的思辨，这需要深思熟虑和历练。墨子基本上强调概念清晰，发展了相当程度的逻辑理论。

墨家主张“敬天、治鬼神、爱人”，与儒家看似并不矛盾，但思维方式不同，两者的理解相差甚远。墨子看到圣王和百姓祭祀鬼神，祈求上天赐福，就推断一定有或者应该有一天是有意志的，是以善报恶的。他不能理解周公和孔子关于天与崇拜的存在，但认为如果这一天不被物化，不被意志化，甚至不被人格化为一个天帝，他要的是正义，讨厌的是不正义，所有关于上帝意志的陈述和所有祭天的行为都将失去。墨子强调说”。反对天意者，勿作恶，必遭报应。”这是一个客观的指示或意愿。在这样的思维下，天意已经完全丧失了儒家“装在天上，无声无臭”的精妙；孔子非常重视祭祀礼物，他采取的是“祭神如有神”的态度，而不是像墨子那样“先鬼后人”，看似敬晨鬼，心中却供奉着一个天。

当时思想上还有很多模糊之处，但分歧已经显著存在。后来儒家成为主流，墨家开创的科学探索几乎销声匿迹，犹如沙漠中的一条河。儒墨的不同结局，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的思想倾向。

有人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孔孟之学，因为儒家掌握了思想，这是后果的结果。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一定的倾向性，要显著发挥。儒家思想就是这种倾向的结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之系统化、深刻化。